没架子的“大官儿” 焦裕禄的“为官之道”

抓紧时间关心群众生活,社员有劳有逸,在生活上没有落实的要很快落实。多给群众讲政策,讲种花生奖励政策。不准购买马车,主要买架子车和牲口!送肥料运输不要叫小孩拉。 坐在......

  “抓紧时间关心群众生活,社员有劳有逸,在生活上没有落实的要很快落实。”“多给群众讲政策,讲种花生奖励政策。”“不准购买马车,主要买架子车和牲口!”“送肥料运输不要叫小孩拉。”

  坐在自家小院里,戴着老花眼镜,79岁的孙世忠逐字逐句地念着焦裕禄的电话会议记录。视线从发黄的纸页上收回,思绪穿越至50多年以前

  那是1963年农历九月的一天,收获的高粱都打了捆。28岁的葡萄架村会计孙世忠,在村口迎面碰见了7个陌生人,都推着半新不旧的“二八”自行车,打头的是个黑瘦黑瘦的高个儿,外面穿一件看不清颜色的大衣,没系扣,头戴“四块瓦”棉帽,半边帽檐耷拉着。

  “我上去问是哪来的,后面有人说这是县委焦书记。听说是县里来的,我赶紧去掂水,焦书记一边拦着不让掂,一边打听灾情咋样”

  第二天,焦裕禄叫上孙世忠一起看灾情。南边地势高,看着还不错;到了地北,到处是水,只好脱了鞋,裤腿卷到膝盖上淌过去。就这样边走边看到天黑,一口气转了10个村子。

  “到第三天,焦书记回城取了铺盖卷儿,在村里就住下了。一星期后,我上公社办事,他们还不知道焦书记驻村的消息呢!”孙世忠回忆。

  在葡萄架村,焦裕禄一住就是三个月。他给村里调来10辆架子车搞运输,他鼓励村民育桐根、栽桐树防风治沙,他和大家一起翻土改造盐碱地。他还联系医院,自掏腰包救了刚满周岁的病危孩童张徐州一命。

 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“官儿”,村里人的印象不是稀奇,而是“土”。穿衣服不讲究不说,袜子上居然有好多补丁。但大家又都爱听焦裕禄说话,开会的时候,老头儿老婆子们围了一圈,听他讲如何抗灾自救,发展生产。他给群众散烟,群众抽烟也给他让。

  有两三次,孙世忠眼见焦裕禄用个茶缸子顶着腰,问是咋回事。他强忍痛苦摆摆手,说不要紧。因为见的人少,这样的场景并未引起太多注意。

  有一次,县委办的张明常跟着焦裕禄下乡回城。因为天气太热,张明常途中吃了瓜农的一个瓜。焦裕禄让去付钱,看瓜的老人表示,这是种瓜,按当地规矩,路人吃瓜把瓜籽留下就行了,不用付钱。

  “焦书记听了没吭声,一直走到黄河大堤边。他问我,这是什么大堤?我说是明故道的南堤。他又问我,这大堤一直就这么高吗?我说是多年来随着河道淤积逐渐加高的。这时焦书记说,黄河大堤不是一下打这么高,人也不是一开始就犯大错误,今天犯个小错没察觉,明天犯了还没察觉,最后越犯越大。”

  这段大堤对话,张明常至今难忘,“他说话很慢,几乎没见发过脾气,就是批评人,也让你心里热乎乎的。”

  在河南省档案馆,至今存有焦裕禄当年查处一位生产队长腐败案件的手稿。上面写着:“这样的坏党员在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下,贪污盗窃发了大财不立即严肃处理绳以党纪国法,是不能挽回影响的,不能平民愤的”尽管纸页泛黄笔迹模糊,但字里行间的震怒与决心,仍能穿透岁月,直抵人心。

  刘俊生介绍,因为逃荒的人太多,为了刺激生产积极性,当时有的地方私下把荒地和一些边远地块承包给社员耕种。焦裕禄看到有的村把枣树包给个人后,群众收获了不少枣子。受此启发,1963年前后当地冒险搞了林木承包责任制。

  “那时候是谈包色变,包产到户便是资本主义,谁敢说一个包字,就是立场问题、路线问题。”刘俊生说,“但是焦裕禄没有回避这个问题,他说改变兰考面貌,要根据兰考的实际想问题。包下去的是责任,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性质。他还强调,种树一定要实事求是,栽一亩就报一亩,种一棵就报一棵,不放卫星。”

  就在焦裕禄电话通知“抓紧时间关心群众生活”的时候,他的肝病却在劳累和拖延中变得越来越重。1964年3月23日,焦裕禄被送往开封医院,此时距离孙世忠写下开头的那段会议记录仅过去了11天。

  1966年2月26日,遵照遗愿,焦裕禄的灵柩由郑州迁往兰考。那个时节,他蹲点葡萄架村时种下的泡桐树长到了碗口粗,被焦裕禄救过的张徐州也已改名“张继焦”。人山人海的现场,身为葡萄架村支书的孙世忠做了发言,但这位31岁的豫东汉子刚开口就泣不成声,剩下两页稿纸愣是没能读完(记者张兴军 双瑞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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